2018年7月，C市J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普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：该案原告R公司系商务信息咨询公司——经营范围特别注明不得从事非法集资、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，该公司共有股东、高管3人，其中2人名下关联企业55家；被告系S市一名普通农民，户籍地址长期无人居住，法院专递由邻居代为收取，预留电话无法接通。庭审中，原告向法庭提交原出借人与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、银行资金存管协议、借款咨询服务协议、债权转让通知书等证据，但经审理得知：银行资金存管协议并非原告直接调取，而是由原出借人委托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向银行代为调取，原告仅持有数据电文。不仅如此，借款咨询服务协议亦系原出借人与被告签订，服务协议所包含的GPS等费用却由原告收取，车辆GPS亦是由原告安装。

实际上，2018年以来，尽管C市J区法院仅受理原告涉R公司的民间借贷案件55件，但该企业关联自然人、法人及其他组织尚有待审案件92件。无独有偶，C市J区法院受理的另一原告涉S公司的案件自2018年以来陆续立案491件——该公司2019年5月-6月仅立案4件，8月增至32件，10月则暴增至181件，及至2019年，更是迅速增至491件。

不难看出，这类案件具有非常鲜明的特性：首先，这类案件的原告往往具有高度关联性及同一性，不仅起诉时间上存在着集中性爆发、批量性受理的显著特点——同一原告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集中立案几十上百件，且原告为不同主体的案件间也可能存在关联关系，即原告可能为同一职业放贷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不同法人——如C市J区法院2018至2019年受理案件数5件以上且原告为同一主体的有34人共计1492件，虽为不同主体但彼此关联的有11人共计744件。其次，这类案件通常出借款项金额不大，立案标的额多集中在20万元以下，部分案件标的额仅1000-2000元：如C市J区法院2018至2019年受理的案件中，标的额1万元以下仅2.5%；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约占38.3%；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约占27%；10万元以上约占32%。一方面，相较于经营性借款，消费性借款所占比重相对较小；另一方面，出借人意在通过此种方式分散款项回收不能的风险。再次，除“将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”外，出借人往往通过压缩借款周期的方式规避投资风险，有效防止资金链断裂，如将借款周期压缩至几个月甚至几周内，最长也不会超过一年。如C市J区法院审理的案件中，高达73.2%的案件都属于短期借贷。

我们通常将这类案件称之为职业放贷人案件，属于民间借贷中一种较为特殊的存在。随着国家对信贷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持续整顿，职业放贷人案件增速已得到明显控制，甚至一度出现回落，但其模式和方式愈发多变，越来越能寻找漏洞、规避法律（1），导致审理难度始终有增无减，无论是从立案伊始确定管辖权限还是审理过程中认定借款人身份、查清案件事实、寻找证据漏洞，处理起来都非常棘手。目前看来，只有从确定职业放贷人范围、建立职业放贷人名录、灵活分配举证责任、扩大职权调查范围等司法规制路径以及建立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、完善职业放贷人立法、完善征信体系等司法外规制路径入手，才能真正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搭建起安全保护屏障。

（1）陈伟莲，肖珊：《“职业放贷人”现象的法律透视——基于S法院的案件分析》，载《法制与社会》，2017年第12期。